视频：阿方索-戈麦斯Vs龟海喜宽

胜任构建宪法秩序的宪法至少要在如下方面有完善的制度化安排：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

例2：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但1958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调整国务院所属组织机构的决定，撤销国家建设委员会，并对9个部门的职能做了调整，似乎这类国务院组织机构的调整又应当由全国人大决定。

但人大及其常委会设立内部机构，以及对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机构设置，都应当与国务院的机构设置一样，需要有确定的标准和权限，建议有关方面对这类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并作出规范。其中，一个决议、决定，只有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其性质才是法，属于法的渊源之一：（1）依法作出或者发布。4.对决议、决定的使用，与宪法规定不尽一致，缺乏严格、稳定的区分标准，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凡属修改宪法的事项，如果不是采取修正案的形式，其他的均应当采取决议为宜，因为宪法是全体人民的共识，又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作出决议显得更严肃庄重。这是惯用提法，但是否准确、科学，值得研究。

对于决定，全国人大组织法还有一处专门规定，即法案委员会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拟定法律和法令的草案。这实际是以决议的形式，改变法律实施的时间，在地方普遍设立新的政权机关。[31]应当说明的是，本文无任何批评某地司法机关的意思。

[30]例如，《关于提高刑事二审案件开庭率的规定（试行）》第3条、第4条分别对《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进行了列举式说明。[3]张志铭：《关于中国法律解释体制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100-117页。[49]有学者多年以前就对类似观点进行了批判，他指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主张下级司法机关在一定条件下也享有司法解释权。只要允许地方释法，各地司法机关制定的具体规定便将出现差异，加之地方释法文件的事实性效力，必将产生地方法制实质上的不同与割据，有利于法制统一从何谈起？[50] （三）有限授权模式的调控方案 基于合法性原则与充分性原则划定的框架，司法解释的资源供给应当遵循以中央机关解释为主、以地方机关解释为辅的导向。

经研判确认须满足的个性化释法需求后，起草部门应整理提炼，并以内部通知的形式下发各省级司法机关，授权其拟定具体的地方标准。当地方司法机关发现此类情况时，应逐级向最高司法机关反馈，由后者作出批示或解释。

通过中央授权将地方的自我供给部分纳入法定司法解释制度体系的有限授权模式，可能是相对合理的完善方案。就合法性而言，既然承认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与其他规范性文件无法进行内容上的区分，那么，根据《立法法》不得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的禁止性规定，地方释法文件之制定便应全面禁止，何以作出允许制定但无法律效力这种明显违背法律文义的论断？[49]至于人大监督，因合法性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地方释法文件本不应存在，自不生额外的备案审查程序。在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体制下，理顺司法解释场域的央地关系，建立完善有效的司法解释资源供给机制，应遵循如下两项原则：第一，合法性原则。第二，由于法律理解、社会状况的不同，各地释法文件对相同事项的规定往往存在差异，使得司法业务规范的地方割据形成，虚化了法制统一的价值。

地方司法的方言岛现象愈演愈烈，而中央机关，至少最高司法机关却是心知肚明的。另一方面，有限授权模式由最高司法机关主导，是否授权、如何确定皆取决于两高的判断，这从根本上保证了法制统一的价值不会被过度偏离。司法实践越趋近同案同判，便越能朴素回应《宪法》规定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权利规范，达致同等情况同样对待的一般正义原则，以此获得社会公众的支持。但是，这些地方司法解释既无合法地位，又导致了各司法辖区的制度割据，使司法解释场域的央地关系陷入了难解的法治困局。

[4]同案同判是法律适用平等原则的体现。如前所述，由于我国法律解释的体制性问题，司法解释文件未能满足地方释法需求，理想的供需平衡状态亦无法达致。

[15]吴睿佳、王瑞君：《刑事司法裁判中会议纪要的应用、反思及规范化建议》，载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2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7页。法律释义亦指出，地方司法机关制定了大量用以指导审判、检察工作的文件，对于正确适用法律、规范司法行为、公正处理案件，发挥了重要作用（允许性表述），但其中有很多属于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规范性文件（禁止性表述）。

[23]乔晓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导读与释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323-324页。根据法律释义的解读，之所以禁止前者，乃因其影响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造成了法制不统一的情况，而后者之允许，则是出于规范与指导司法的目的。当地方司法机关认为需要制定司法解释，即司法工作中出现了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时，应分别按照两高各自《司法解释工作规定》的要求，通过高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制定司法解释的建议或者对法律应用问题进行请示，由两高立项审查并决定是否制定。结语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权力分立体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及其行使主体皆由其产生。[20]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这一前提性概念未得到权威的科学解释，不免让人在理解和操作时进退失据。在法律解释体制下，地方司法机关没有主动释法的权限，其制定的司法规范不论称谓如何，皆不得涉及司法解释性质的内容。

再次，中央规范的内容不符合地方司法面临的社会状况，执行反而不利于地方司法治理的效果。若最高司法机关认为此种个性化需求应需满足，则应在制定新司法解释文件的过程中授权省级司法机关拟定标准，经最高司法机关审查确定后作为司法解释附件公布。

不过，中央亦应在某种程度上尊重地方的释法需求。一、地方释法的规范分析 研究地方释法，应先进行规范层面的分析。

2.明确须满足的个性化释法需求。不过，地方司法机关可以就自身建设和内部工作规范作出规定，也可以在总结审判、检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规范性文件，规范司法行为，指导审判、检察工作，但这些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得作为裁判依据，不得在裁判文书中援引。

《宪法》将这一职责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希望其通过解释法律的职权行使，维护全国范围内的法制统一。再次，对于某些不适应当地社会状况的中央规范，地方司法机关亦无从调整，其适用不免影响司法治理的社会效果。然而，无论是现行供给机制还是学界提出的地方备案模式，皆存在充分性或合法性的缺陷。为实现司法尺度的统一，最高司法机关须针对多种情形制定司法解释，如法律表意模糊、规则存在漏洞、社会现况需要匹配等。

在收到各地司法机关上报的地方标准后，起草部门应当进行实质审查。起草部门起草司法解释意见稿时，应将初步确定的地方标准作为附件纳入，并在意见稿的正文中设定相应准用性规则。

如此，地方司法解释的部分需求便可在现行法治环境中，通过一元化的供给机制予以较大程度的满足。2017年《浙江纪要》以司法经验对其进行填补，将之明确为：无驾驶资格系指未取得及被吊销、暂扣、扣留驾驶证的情况。

3.授权省级司法机关拟定地方标准。《宪法》3条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作为事实上具有设定规则性质的司法解释，属于科学立法的应有内涵。起草部门应当基于立法目的、原则和原意以及司法政策等各项因素，针对识别出的个性化释法需求，权衡法制统一与地方司法治理的价值，以明确司法解释中需要差异化处理的内容。不论是客观规制失败还是主观有意放纵，中央机关对地方释法的规制远未达到有效的程度，各地司法业务规范的方言岛已然形成。[44]就结果而言，在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地方出台了大量旨在解决实践问题的释法文件，并取得了一定的治理效果。

[35]曹士兵：《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司法解释的法律地位》，《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第180页。[27]朱宁宁：《纠正地方法院越权制定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法制日报》2018年8月14日，第9版。

有关地方释法的规制规范显属后者，过大的弹性加之各级司法机关的消极态度，使其在运行中起到的积极效果非常有限。以司法解释直接载明各地标准，既便利办案人员尤其是律师查阅，还能促进法布于众效果的实现。

最高人民法院所持理由包括：第一，1979年《法院组织法》与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以制发司法解释为手段行使的审判解释权具有法定性，[8]其他法院不宜以类似方式行使此项权力。[24]其次，虽然2012年《通知》禁止在法律文书中援引其他规范性文件，但由于其事实性效力并未减损，地方司法人员在办案中仍将遵循其要求，否则司法决定极有可能在日后遭到上级司法机关的不利评价，甚至可能引起司法追责机制的启动。